以EB-5投资移民的方式，移民美国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青睐，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，企业家居多。论及移民的动因，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：子女教育、投资环境、起居环境（包括空气质量、饮水质量、食品安全、交通顺畅程度、社会诚信指数，等等）以及创新环境。本文就谈谈创新大环境这个话题。

硅谷奇才彼得·蒂尔(PETER THIEL)在去年九月出版了他的力作《ZEROTO ONE: NOTES ON STARTUPS,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》，立刻成为畅销书，尤其受到IT行业、企业界和精英人士的青睐。（中译本《从0到1》，中信出版社出版），据说，这本书近日也雄踞中国大陆商业图书榜的前列。关于此书，国人在读后问的最多的问题是这（创新）是否与价值观有关。“美国人在想的是，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；而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，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，这是价值观上的差异吗？”

在硅谷、在西雅图、在波士顿、在尔湾、在凯瑞，在美国东南西北任何IT产业扎堆的地方，人们都能够清晰地体悟到中美创业者对“创新”这个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，差异更大的是中美创业者对其内涵和要义的理解与诠释。从表面层次上来看，这有历史的原因，有教育的原因，有传统的原因；从深层次上来说，这更与文化有关，与价值取向有关。而在笔者看来，究其原因，这不仅仅是文化上的，也是价值观上的，更是制度上的。

何以见得？我们引用李克强总理在几天前（5月6日）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讲话（引号内为总理原话，下同）为证。请看故事：

故事一:“我看到有家媒体报道，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，需要填写‘紧急联系人’，他写了他母亲的名字，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，证明‘你妈是你妈’！” 在5月6日的国务院会常务会议上，总理的话音刚落，会场顿时笑声一片。“这怎么证明呢？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人家本来是想出去旅游，放松放松，结果呢？”总理说，“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，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？”

故事二:也是在这次常务会上，总理说，在海南，一位基层优秀工作者参与评选全国劳模时，仅报送材料就需要盖8个章，结果他跑了几天也没盖全，最后还是省领导特批才盖满。 “盖完章他当场就哭了。”讲到这儿，总理发问，“老百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？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‘障碍’？”在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，总理提出“大道至简，有权不可任性”。他进一步阐释说，中国历史上，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“简”，让老百姓休养生息，就会被后世称为“盛世”。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改革，其主线都是“删繁就简”。

故事三:还是在这次常务会议上，李总理说，他不久前在福建考察时，一位台商代表告诉总理，他在大陆营商最大的困难，不是优惠政策不够，而是知识产权得不到足够保护。 “研究出来一个东西，马上就有人模仿，打官司、找政府，没人给解决！”总理说，“我们现在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：政府一些‘该管的事’没有管到位，但对一些‘不该管的事’，手却‘伸得特别长’！” 总理说，当前，社会上下已形成一个共识：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，简政放权是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改革。同时，民众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“监管”和“服务”要求。“民之所望、施政所向，对老百姓负责的事情，就是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！”

故事四:在先前的另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总理说，他此前在某省考察水利工程建设时，询问当地负责人，为什么钱拨下去了、地也批了，却迟迟不开工？对方无奈地说，开工前需要几十项评估，“没有一两年根本下不来”。“他给我解释了一下，有环境影响评价（环评）、水影响评价（水评）、能源评估（能评）、安全评价（安评）、交通影响评价（交评）、地质灾害评估（灾评）、地震安全性评价（震评）、文物影响评估（文评）、雷击风险评估（雷评），还有气象评估（气评）……”总理一口气列举了一长串各类评估，会场顿时笑声一片。 “我到一些地方考察，有些企业反映，现在表面看起来审批项目是简化了，但真要办事，还需要经过层层的中介服务。有些中介机构带着政府的帽子，拿着市场的鞭子，收着企业的票子！” 这还不是制度上的原因吗？李克强总理的话间接而简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有比较才有鉴别。笔者的观点是：一个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政治、文化，必然在不断地进行比较，即便写的是外国，写作的角度却仍然是中国的，比较已经寓于其中。当两种文化像中国和美国这样迥异时，鲜明的反差就显得格外突出，发人深省。不是吗？

美国人继承了西方近代机器文明的传统，对技术驱动有宗教般的痴迷，同时对创新的维护也十分的严苛，任何新的发明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，没有一家公司敢于轻易地去模仿竞争对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个环节或哪个阶段会遭到专利的狙击。

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美国的风险投资不支持任何的仿冒行为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不但是耻辱的，更是危险的。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和道德环境中，小公司的创新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和鼓励，颠覆性事件时时发生。但是，因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，特别是应用性领域的大规模拓展，也使得创新与仿冒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，从比尔·盖茨到乔布斯，再到扎克伯格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，全数遭到过抄袭、模仿、侵权的种种指控，有些甚至陷入旷日长久的侵权官司之中。

相对于中国，自互联网产业萌芽以来，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发明性创新，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原型都来自于美国（小米、京东、阿里、腾讯、百度、360度，YOU NAME IT），而中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考虑，在专利法的执行上，多多少少地偏护本国企业，外国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的难度非常之大。这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因为尽管THE COPY MIGHT BE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，但仿制就是仿制，核心技术上是无法通过仿制超越的。

这就是差异。制度上的差异。体制环境上的差异。制度上的差异制约创新环境，导致创新环境的差异，而创新环境的差异最终造成如下两个结果：

首先，中国企业先是大规模地模仿美国同行，竞相以模仿速度的快捷为创新的第一指标，风险资金也以此为投资的最主要的考量指标，从“中国的雅虎”、“中国的亚马逊”、“中国的谷歌”到“中国的Snapchat”、“中国的Instagram”，往往是吸引资本乃至去纳斯达克上市的最佳口号，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创新，更非科学意义上的创新。

其次，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模仿，同质性产品层出不穷，所有指责别人模仿自己的企业，本身就是一个模仿的产物。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：凡是能够被模仿的模式，都不应该算是创新。中国人在民族性上从来有“胸纳百家，为我所用”、“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”的实用主义传统，对创新的认定往往以最终的成效为前提，“存在即是合理”，“成功是检验创新的唯一标准”。

创新是所有产业进步的起点，是其立于行业之林的根本之所在，根基之所依。差之毫厘，行而百里便如隔天涯。

正是美国与中国对创新的这种迥然不同的理解，尤其是迥异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廉洁、高效、作为、干预程度，造成了两个差异性极大的新经济竞争环境。

创新是个人的追求、是企业的目标，也是企业的生命，但创新大环境则是政府的责任，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责无旁贷的职责。必须尽心尽力。